【多措并举确保粮食安全——春耕备耕】朔城区 千亩长山药拉开种植大幕

五、结论及政策建议通过上面非平稳时间序列计量分析可知，广东产业结构变动与银行中介之间存在单向、长期的因果关系。

改革越是进入快车道，越需要把好方向，此刻承前启后的回顾与展望可能显得尤为重要。最大障碍是担心风险日报：此前，对于利率、汇率、资本项目放开等金融改革存在很多反对的声音，你认为中国金融改革最大的障碍和困难是什么？曹凤岐：实际上最大的障碍还是对风险的担心。

现在的情况是，政府管得多了一些，市场管得少了一些，政府担心一放开市场就会乱。例如，最近央行采取的不对称降息、扩大利息浮动区间的政策，其实际效果是缩小了利差， 即便此次降息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利率市场化，但能刺激银行的金融创新，创造更多的高质量产品和服务。日报：随着中国经济在改开放后，从快速增长到进入增长瓶颈，未来需要新的一系列经济、社会、金融改革，进一步释放制度优化带来的全要素生产率，为下一阶段的经济快速增长奠定基础，你如何看待金融改革在中国下一阶段改革开放中的角色和地位？曹凤岐：从温州金改来看，我们现在要更多扶持民营经济、中小企业尤其是小微企业的发展，而这么些年来，能够促进民营经济的民间金融又处在一个不规范状态，这种错位对于中国经济进一步成长是很不利的，所以改革要让民间金融合法化、规范化，发挥更多的金融中介的作用。最后，对于汇率和资本项目可兑换问题，可能存在更大的问题，如果全部放开会导致外部资本的自由流入流出。其次是利率市场化改革，此前中国的银行业主要收入依赖于利差，凭借相对较大的利差盈利，削减了企业进行金融创新的动力，所以利率市场化改革，主要是通过利差的市场化，提高传统银行的竞争能力。

实际上，重心向市场转移是一个逐步的过程，我国相对来说是大政府、小市场，所谓小市场不是市场容量小，而是开放程度小，随着经济改革的深化，应该进行逐步放开，当各方面条件成熟的时候，市场能够管的就由市场管，从而形成大市场、小政府的结构。因为，如果人民币资本项下没有对外开放，外国公民无法用外汇进行直接投资，那么国际板的资金来源就完全是国内的资本，股民就不可能从中得到什么实际利益。换句话来说就是，在某种程度上，资本使用者开始破坏财富。

因此，中国可能已经突破这两个约束了：资本被浪费了，而且或许是以一种前所未有的规模。那么我们已经过了格申克龙模型中的转变时点了吗？现在仍然在大量讨论中国是否过度投资？如果是，已经到了什么程度？但是，快速增长的债务水平、不断增加的信贷扩张对GDP增长的占比、持续收缩的家庭收入对GDP份额以及制造部门浪费资本的证据都强烈地向我表明，我们早已经过了这个点，我们受到金融压抑的银行系统对中国增长已经不再有用了。尽管如此，他们通过将超过100%的损失转移给家庭部门从而显示出盈利。实际上，也就是让利率有实质性地上浮，理由有两个：第一，更高的存款利率将会减少从家庭部门的财富转移，从而提高家庭部门的收入和GDP消费份额。

三、金融改革（一）什么是金融部门改革因此，格申克龙的论断（即当私有金融部门不能做的时候，让公有金融部门来做），要求政治家们既能识别经济上可行的投资项目，又能让自己只是投资自己相信经济上可行的项目。第二，更高的贷款利率将会增加投资者投资经济不可行项目的成本。

这也意味着，出借人无须询问地方政府是否能用高速公路或者其产值是否足够用来偿还。而受益者是净借方，在存在显著金融压抑的绝大多数国家里，他们可能是地方和中央政府、基础设施投资者、制造商企业和房地产开发商。这也就是为什么投资驱动型国家通常由于过度投资而领先，但最终都导致债务危机，或者是由于债务危机和低增长形成失去的十年的原因。毕竟，该阶段人均资本存量几乎为零，资本存量的任何一点增长都将可能提高劳动生产。

译者：方晏荷（作者为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外籍教授，本文原题为What is financial reform in China，发表于mpettis.com） 进入专题： 金融改革 垄断 。因此在很大程度上，中国的金融体系就是银行体系，而银行系统的一个关键特征就是我们所称的金融压抑。事实上，这个系统会产生一种严重的联邦问题。就好比当你没有路的时候，即便是一条简单的泥土路也可能急速地提升当地劳动力的价值。

比如，如果我们假设中国劳动力生产率在未来二十年里极快地增长，那么与假定较慢地增长相比，显然前者情况下基础设施的现值会更高。比如国有企业好像越来越多地参与金融活动，但他们的动机可能是在银行贷款利率和他们能借到的利率之间的套利。

正如我们所见，这种对中国经常账户顺差的下降压力目前仍然在持续着。当一个制造商通过特殊渠道以低利率获得银行贷款时，他就可以有效地将借贷成本转移给家庭储户，他也不需要创造与投资成本相当或更大的经济价值。

即便有过去的成功，中国目前也急需抛弃这种发展模式了，因为债务正在以不可持续的速度猛烈地上升。各种各样的定价扭曲，尤其是在资本成本方面，使得我们很难确定一个项目在经济上是否实际可行。低利率就成了一种有效的信贷减免形式，虽然一般情况下储户并不清楚。这意味着政府不应该社会化信贷风险，当地官员和国企领导应该有更少的信贷决策影响能力。全球已经发现越来越难以吸收中国过剩的生产力了。这些储蓄通过银行系统低利放贷给借款人，借款人便从中受益。

上月温总理对中国银行系统的诘难再次突显了目前关于中国银行和金融体系的有趣讨论。这种不平衡的增长通常是在全国的参与下形成的。

正如我将要论证的，这个缺陷是目前不平衡的一个核心，而这种不平衡将最终导致中国艰难的再调整。但正如中国所显示的，储户受损的事实未必就一定是需要关注的原因。

（更多资料可参见格申克龙如《经济落后的历史透视》，剑桥，1962，贝奈普出版社）。关键在于，如果与投资相联系的债务服务成本（排除补贴和被压抑利率的调整，）高于投资产生的额外的债务服务能力（使其包含外部性的调整），那么，要么债务以一种不可持续的速度增长，要么将会转移某部门（通常是但并不一定是家庭部门）的财富以掩盖差别，也或许是二者兼而有之。

纽约时报署名为大卫.巴博萨（David Barboza）的文章对此表述到：周二，中国总理温家宝说中国最大的国有银行垄断需要打破，因为他们获利太多了。2.经济落后程度越高，就越需要对市场进行干预，将资本和企业领导能力引向新兴企业。这样，回读乌克兰出生的美国经济学家亚历山大.格申克龙（Alexander Gershenkron ，1904-1978)的作品或许会对我们有所帮助。（二）债务上升在这些条件下，我们应该采取特殊的监管措施，并使投资者明白，不应该参与破坏价值的活动。

（二）改革路在何方上周在圣迭戈的一次会议上，我有幸能与彼得森见识渊博的高级研究员尼古拉斯.拉蒂（Nicholas Lardy）分享我的观点，当我声称在中国过去十年里没有有意义的金融部门改革时，这确实令很多人感到震惊。但是中国的银行为什么需要改革呢？要知道，过去三十年里中国的金融体系可是中国成就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4.国家越落后，农业部门越不可能为工业提供一个不断扩大的市场，工业扩张越来越依靠生产率增长和产业内交易。我不确定我是否完全理解这二者的区别，但我认为这种讨论是毫无意义的。

因此中国银行改革最终的结果会如何呢？长期来看，任何事情都必须平衡，即金融压抑必须得到调整。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劳动生产率和工资还低得多。

那什么是金融压抑系统呢？它又有什么坏处呢？Carmen M. Reinhart、 Jacob F.Kirkegaard和M. Belen Sbrancia在最近的一篇论文（《金融压抑的归来》，《金融与发展》，2011年6月）中这样描述到：金融压抑是这样出现的：这样的政策包括通过控制公众形成的政府指向性信贷（比如养老基金和国内银行）、对利率的或明或暗的限制、资本跨界流动的管制、政府与银行之间过于亲密的关系——这种关系可以通过国家控股部分银行,或者隐晦地通过大量道义劝告建立。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很容易要求更多的投资。如果中央银行或者其他类似机构将存款利率设定得很高，那么将有效地吸引储户往银行存款。在目前的政策讨论中，金融压抑问题主要来源于宏观审慎监管这把广泛的保护伞——宏观审慎监管指，政府要努力保证整个金融系统的健康稳定。

破坏其中的任何一个约束通常都会最终摧毁这种增长模式。中国对此也进行了讨论，为此，我将翻译新华社4月3号发布的温总理谈论中国银行系统问题的一份报告作为其中的一个代表：温家宝总理日前在福建省调研时指出，必须打破中国大银行的垄断。

难道对QFII和QDII系统的改革，衍生工具的应用、股票市场的改革以及人民币国际化等等都不是有意义的改革吗？但我认为那些并不是紧要的，因为他们都没有包含上文所说的两点：企业管理改革和利率自由化。如果我是对的，那么我接下来将论证过去十年里中国确实没有发生过有意义的金融改革。

同样，减少国内消费增加储蓄的措施也会越加强制和综合。现在我们投资更多，就会有更高的GDP增长率和更高水平的生产力增长。